一种新的音乐哲学观

刘 宾

[摘要]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欢和他原来的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教学团队，从２００７年开始，立足于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历史和现状，多年来致力于“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实效，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双重乐感”（ｂｉ－ｍｕｓｉｃａｌｉｔｙ）这一术语最初是美国音乐家曼特尔胡德（ＭａｎｔｌｅＨｏｏ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旨在作为试图理解非西方音乐的一种“操作手段”。但长时期并没有引起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足够重视和认可。２０世纪中后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２００１年，“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在西方所谓“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国际社会“维护文化多样性”呼声和行动日益强劲的背景下，张欢和他的团队提出了双重（多重）乐感的理论言说、并不断探索和丰富了其学术内涵，把这一理论引入和提升到更为宽广的音乐哲学乃至文化哲学视域，从而远远超越了当初作为“操作手段”而提出这一理念的曼特尔胡德的学术思想，而形成了能够促进中国和世界、东方和西方音乐文化实现相互理解和融通的中国音乐学者自己的理论雏形，体现了一种新的音乐哲学观。

[关键词]双重乐感；音乐文化；哲学观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张欢和他的教学团队，从２００７年开始，立足于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历史和现状，多年来致力于“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实效，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由他主笔的国家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双重乐感的理论与实践”“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中亚音乐研究”等都被业内专家评为优秀成果。近年来，他在国内外积极倡导推广“双重（多重）乐感”理念，在光明讲坛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波兰热舒夫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国内外近百所院校讲学交流；并带领实践了这一理论的师生演出团队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国内部分高等院校、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表演和交流。他组建的手风琴乐团、木卡姆艺术团、冬不拉乐团和享誉国内外的“天山百灵”合唱团获国际国内金奖几十余次，受到同行专家的普遍赞誉。国内有评论文章评价说:他积极倡导的“双重乐感”理念，“为我国发展多元化民族音乐教育和传统音乐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依据”；这一理论的提出“将会成为人类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里程碑”。

这里所说的“双重乐感”，实际上应当被理解为“多重乐感”。张欢教授就此专门做出过阐释。当人们在开展具体的音乐交流、对具体对象音乐认知和把握时，主客体构成了一对关系；而随着客体变更，便可引出无可限定的多重音乐关系，生成“多重乐感”。

“双重乐感”（ｂｉ－ｍｕｓｉｃａｌｉｔｙ）这一术语最初是美国音乐家曼特尔·胡德（Ｍａｎｔｌｅ Ｈｏｏ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双重音乐能力的挑战》一文中提出的。这一理念最初产生自西方音乐研究者对非西方音乐的关注和试图理解的实践活动，被认为是对此取得“近经验”的一种“操作手段”。曼特尔·胡德认为，秉承“本我”音乐经验的研究者对“他者”（指某一种非西方民族音乐）的研究，必须在“参与式”的实践中进行，即在研究某个特定民族或风格的音乐时，必须具有完全参与该种音乐体系的能力，能够使用研究对象的乐器进行演奏，而不只是满足于做理论描述。此理论亦称为“双重音乐能力”（即“双乐能”），十分强调“实践操作的技术能力及感性认知”，认为“只有通过本身的实践理解了异种文化的音乐基础后，才能更好地用语言来描述该音乐”。

然而，曼特尔·胡德的这一理论提出后，作为一种类似于一般方法或技术性的“操作手段”或“理解手段”，长时期并没有引起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足够重视和认可。相反，它甚至被一些人认为太主观、太少学术含量、太简单了。就连想努力实验这一理论的美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内特尔（Ｂｒｕｎｏ Ｎｅｔｔｌ）也曾在１９８３年的一篇文章中，通过叙述他在德黑兰学习波斯音乐课程时的体会，表示对“局外人”能否真正理解“局内人自己的音乐”持怀疑态度。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到９０年代，“双乐能”理论才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而且不仅局限于音乐学界。这就有可能在某些非音乐学科领域、某些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高度上，引出新的启示，并对其重新审视和深入发掘意义和价值。而这种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并非产生自民族音乐学研究内部关于“操作手段”和“认知方法”的种种讨论之中。

２０世纪中后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两大阵营”解体，改革浪潮兴起，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没有带来全球文化“一体化”，恰恰相反，人们看到的是经济与文化的“背向而行”:随着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和各个国家的开放，“文化多样性”日益彰显。一方面，公认的国际规则不断密切了世界经济贸易关系，形成了一体化的国际市场，同时文化在经济活动中日益表现出特殊重要性；另一方面，各种文化都在同经济的紧密联系中不断加强突显自身文化的独特声音、色彩和内涵。各种文化的相遇、交流、碰撞和融通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其规模和能量超过相当于成千上万条的古代“丝绸之路”。

人类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世界。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如此色彩斑斓、纷繁复杂的文化关系。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文化关系，如何处理这些文化同现代化的关系，就成为２０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世纪课题。文化问题从而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文化哲学由此而成为２０世纪世界哲学中的重要分支。它通常在广义文化层面上，对文化做出哲学研究，同时，也自然包括在狭义文化层面上对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这一体现人类创造的符号化意义世界做出哲学的剖析和解释，一如上世纪以来国外出现的对“音乐哲学”这一新的哲学形态和哲学范式的探索。

１９９３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１９９６年据此拓展为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中一些观点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声称: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形成威胁或提出挑战；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

亨廷顿的这些言论无疑是针对冷战后得到缓和的国际秩序发出的恶毒“咒语”，引起了各国政界高层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警惕。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到普通人如何面对置身于其中的多元文化世界的问题。亨廷顿对世界文明、文化多样性的这种极端主义的看法，在他２００４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我们是谁》中做了赤裸的表白，他称“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这就暴露了他同何种立场、意识形态和利益攸关的背景。

２００１年，“九一一事件”发生，西方有些人把这一恐怖袭击事件看作是“文明冲突论”在现实世界的一个例证。但是国际社会迅即在一个多月后就做出了强烈反应: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３１届会议通过了《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的表现；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而言就像生物多样性之于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３３届大会又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７章３５条加附件的形式，对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保护、交流、互动、共享、发展、创新和合作制定了一系列细则。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作为缔约国之一，我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２５次会议批准了这一《公约》。

就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张欢教授倡导了“双重（多重）乐感理论与实践”。以时代眼光和国际视野去观照和认当代音乐年第１期识，我们便看到了其中蕴含的文化哲学价值和意义。它显示出当代世界文化、文明发展的愿景、趋势和规律性特征。最初，张欢教授只是深感于生于斯、成长于斯的新疆———这块由世界三大音乐体系重叠、融汇的土地上形成的音乐多样性，而从改革我国音乐教育体系的角度提出培育音乐专业学生的双重（多重）乐感的理论主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断地丰富了对这一理论的阐释，深度开掘其蕴含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

２０１２年，他和王茗在《中国音乐》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多元音乐与和谐社会》一文，对双重乐感理念的实践意义做了深层阐释，从而把这一理念引入和提升到更为宽广的音乐哲学乃至文化哲学视域。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从中华民族文化追求“和谐”的特质出发，分别论述了在双重乐感的培育实践中，“体验是前提、尊重是关键、欣赏是核心、包容是态度和方法”这“四维”之间的逻辑关联性，从而为这一理论构建起完整的价值框架。费孝通先生曾经针对“文化自觉”做出通俗的学理阐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成为当代文化哲学中的重要命题。他们引用费先生的这一名句，突出强调了“双重乐感理论”的价值终极指向，那就是从培育“和谐人”出发，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而他们设计出的双重乐感的培育和形成路径:从“乐感的母基还原”到“乐感的语境互认”，再到“乐感的交汇融合”，构成这一理论的学术机理和坚实的实践基础。所有这些，都使张欢教授倡导的“双重（多重）乐感理论和实践”，远远超越了当初提出这一理念的曼特尔·胡德的学术思想，而形成了把中国和世界、东方和西方文化能够联系在一起的自己的理论雏形。

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文化是哲学的‘土壤’，它催生哲学的‘种子’萌发。”张欢教授的“双重乐感理论和实践”有希望构成“音乐哲学”的重要内容。在我看来，“音乐哲学”是广义音乐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目前国内外涉猎于此的学者还很少。而且，恕我孤陋寡闻，无论是美国鲁特格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教授彼得·基维、马里兰大学教授杰拉尔德·莱文森，还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教授阿伦·瑞德莱，都还没有写出令人们都比较满意的音乐哲学著作。其原因显而易见:这些著作主要还是基于西方音乐的话语体系，并没有把更为丰富多样的非西方音乐经验包括进去，举出的例证也都是诸如艾夫斯、德彪西、戴留斯、布索尼、西贝柳斯等人；而且，不时显露出西方音乐本体论痕迹。尽管如此，正如他们所说“音乐被哲学接受已有相当的历史”，彼得·基维（Ｐｅｔｅｒ Ｋｉｖｙ）的下面一段话仍旧能够使人们受到鼓舞:

“直到１９世纪中叶，随着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人们对于音乐史的兴趣以及它在我们生活与文化中的地位一直不断增强着:历史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是西方音乐历史，而民族音乐学则是对非西方音乐传统的系统研究。音乐学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迅速发展，而它也越来越关注于音乐与人类其他实践之间的关系（这已成为一个显著的变化）。因此，我认为２０世纪后半叶的音乐学家，为音乐哲学（作为一门具有自我地位的学科）的“复出”夯实了基础，将它从综合的艺术哲学中解放出来。而在此之前，音乐哲学长期以来只是艺术哲学的一个次要的附庸。正是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使得人们敏锐察觉到这种贯穿如一的情况:音乐在人类族群中始终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力量，无论这族群繁衍自何时何地。”（见基维《音乐哲学导论:一家之言》，华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０１０年，在张欢教授的力促之下，新疆师范大学与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中亚音乐文化研究中心”，邀请国内音乐学界一批著名学者参加，这就为“双重乐感理论和实践”的深度拓展开辟了更大的地理和文化空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向国际社会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双重乐感理论和实践”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实现这两个宏伟目标而必需的“民心相通工程建设”的“助推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张欢教授倡导的“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将会在努力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要求过程中，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和学术机理，从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音乐文化遗产和世界民族音乐经验中寻求音乐思想、理论和学术资源，写出深刻、厚重的《音乐哲学》著作，以中国学者的功能性哲学范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