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研究综述
桂强
[摘要]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是各种形式和内容的舞蹈艺术与中国近现代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互动互促的产物,其形成、发展和变化,与中国近现代城市社会文化的多维度展开密切相关,较为集中而典型地反映出近现代中国舞蹈艺术历史演进的复杂性、曲折性、特殊性,同时也体现出特定转型时期的舞蹈文化发展与交流中的不平衡性、过渡性、制约性。秉持尊重历史、继承传统、崇尚科学、广泛学习、面向大众的基本原则,全面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可为当代中国城市舞蹈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学术梳理;框架;路径
相比中国古代舞蹈研究的蔚为大观和当代舞蹈研究的蓬勃展开,对中国近现代舞蹈尤其是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的研究,需进一步关注。这一时期虽然短暂,这一空间虽然有限,却是中国舞蹈历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一页。伴随着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发展,从舞蹈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无论在生活舞蹈还是艺术舞蹈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新气象。及至今日,有关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研究的各类著述已初具规模,但系统而完整的中国近现代舞蹈研究著作尚十分有限,尤其以“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考察其生成、发展脉络及现实意义的专题研究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本文拟从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的学术梳理、研究框架、研究路径三方面展开探讨,并借此深化对中国近现代舞蹈史研究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一、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研究的学术梳理
中国对中国近现代舞蹈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中国舞蹈史学界、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和文学界。其中尤以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北京舞蹈学院为代表。中国有关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史的系统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吴晓邦主编《当代中国舞蹈》绪论部分的相关论述和王克芬、隆荫培、张世龄著《20世纪中国舞蹈》上编部分的专论开辟了中国近现代舞蹈史包括城市舞蹈研究的先河。这一时期,有关中国近现代舞蹈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王克芬、隆荫培主编《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1840—1996)》和冯双白著《中国现当代舞蹈史纲》。此外,董锡玖、叶宁、资华筠、欧建平、袁禾、郑慧慧等学者在这一时期的有关研究也涉及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史论的一些重要方面,其中欧建平在《中国青年》1994年第1期和第2期分别以“西舞东进”和“舞界先锋”为主标题,从中西舞蹈文化交流和舞界先驱求学海外两个不同方面对新舞蹈在近代中国都市的发展和传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稍后又在其主编的《中外舞蹈交流史》中披露了中国近现代“西舞东渐”的部分重要史料。
进入21世纪,有关中国近现代舞蹈的各类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欧建平著《世界艺术史·舞蹈卷》在世界舞蹈的全局下审视中国舞蹈的发展,对中国内地近现代芭蕾、现代舞以及港、澳、台地区舞蹈的发展均有较为翔实的论述。蓝凡在《中华舞蹈志·上海卷》《上海艺术史》等著述中有关上海城市近现代舞蹈发展的论述对于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刘青弋有关民国时期舞蹈研究的系列论文视野开阔,尤其是其著作《中国舞蹈通史·中华民国卷(上、下)》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的民国舞蹈史著作,该著作设“都市舞蹈”专章[1];于平的《中外舞蹈思想概论》《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和冯双白《百年中国舞蹈史》分别从舞蹈思想、舞种史及现代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现代舞蹈文化进行研究。江东在其四卷本舞蹈文集之一《华舞咀英评论卷》的《启蒙发展超越——中国现当代舞蹈史上的三次向外学习》一文中将中国近现代舞蹈发展所受西方舞蹈的影响定位为“最初的启蒙”。[2]此外,在音乐学界和史学界,亦有部分研究者对中国近现代都市舞蹈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有不同层面的专题研究。如上海音乐学院洛秦的论文《“海派”音乐文化中的“媚俗”与“时尚”: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歌舞厅、流行音乐与爵士的社会文化意义》从都市文化的视角对包括社交礼仪舞蹈在内的民国上海都市流行音乐舞蹈文化进行了实证研究。[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军的专著《1948年:上海舞潮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琴安的专著《上海百乐门传奇》分别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舞厅建筑对民国上海舞蹈活动中的个案进行演绎和分析。
在香港地区,香港舞蹈界联席会议组织编写的《香港舞蹈历史》中有关于香港20世纪上半叶舞蹈发展的部分史料,包括中华舞、土风舞、社交舞、芭蕾舞、娱乐舞等。在台湾地区,有关台湾日据时期与光复初期的舞蹈史研究,李天民、余国芳著《台湾舞蹈史》的相关内容最具代表性。此外,陈雅萍、徐玮莹、赵绮丽、赵玉玲等对这一内容亦有所研究。
在海外汉学界,尚无对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的系统研究,仅有个别学者对中国近现代都市的社交舞蹈文化有专门研究或在中国近现代都市文化的学术框架内对舞厅文化及相关制度等内容偶有涉猎,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费嘉炯(Andrew Field)的《上海舞世界:舞厅文化与都会政治,1919—1954》(Shanghai’s Dancing World:Cabaret Culture And Urban Politics.1919—1954)和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李欧梵(Ou-fan Lee)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等著作,对以上海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都市社交及其舞厅文化有所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欧美研究者在研究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著述中对社交舞蹈活动、舞厅文化、舞女等内容也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涉猎,但是这些研究并不足以反映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的全貌,其研究焦点大多聚集在舞蹈活动与都市文化或政治制度的关联上,其舞蹈艺术史价值有限。
二、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研究的框架
对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的研究立足舞蹈艺术的本体特征,考察分析自1840年—1949年中国近现代城市空间中的舞蹈艺术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特点。空间范围定位于近现代中国城市尤其是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特定地位和影响的文化中心城市。该研究以城市舞蹈文化为纲,既遵循中国近现代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和舞种发展的特点,又参照中国近现代政治及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分期,同时整合内地和港台的城市舞蹈文化,力求反映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整体性,立体地呈现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发展的图景。
结合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的各自主题,具体拟从以下11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晚清舶来舞蹈文化在口岸城市的传播与流布。第二部分,近代以来城市戏曲舞蹈的推陈出新。第三部分,民族民间舞蹈在中国近现代城市的赓续与新变。第四部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与都市舞蹈的多元呈现。第五部分,近代中国都市的崛起与舞蹈文化场域内的异彩纷呈。第六部分,战争的冲击与城市舞蹈活动空间的分化及其不同的发展轨迹。第七部分,民国时期校园舞蹈教育的多维透视。第八部分,新民主主义舞蹈文化在城市中的培育和壮大。第九部分,1949年以前欧美舞蹈文化在香港的传播和影响。第十部分,日据时期台湾都市所受外来舞蹈文化的影响。第十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学术研究与评论。在这些研究内容中,重点开掘戏曲形态的嬗变与近现代戏曲舞蹈的推陈出新、民国城市校园舞蹈教育的多维透视、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学术研究与评论等三个领域。而需要解决的学术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如何在准确把握中国近现代主要通商口岸及文化中心都市与西方舞蹈文化特殊联系的前提下,对近现代在华发行的外文报纸上刊载的部分外侨舞蹈(主要是芭蕾)文化生活史料进行选译,并在研究中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其二,搜集、整理伪满时期、日据台湾殖民统治时期及近代香港的舞蹈文化史料,鉴别史料的真伪,判断和评估史料的价值。其三,在立足于舞蹈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借鉴和参考西方艺术社会学和艺术美学的某些方法,做到既能洞悉问题、深化认识,同时又避免削足适履,画地为牢。
三、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研究的路径
对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研究首先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突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导向,以问题为中心,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尤其注重对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运用)、案例分析法、归纳演绎法、比较研究法等思维方法,积极借鉴文化史学、文艺美学、戏剧戏曲学、音乐社会学、民族民俗学、审美教育学、文化传播学等学科方法,平衡史料整理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此外,考虑到舞蹈艺术的本体特征,适当加大“图像证史”的力度和广度,注重口述史对于舞蹈文化研究的积极意义。
在研究中,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与其他文艺或文体活动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第二,中国近现代城市不同舞种舞蹈在各类“公共空间”展开的形式和层次。第三,中国市民的舞蹈文化生活与外国侨民的舞蹈文化生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第四,在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类杰出舞人的历史作用。第五,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编创中所体现的时代主题和民族风格。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距离尽量拉近,通过研究者对文献的大量搜集和梳理(包括各类与民国上海舞蹈有关的期刊、教材、档案、舞谱、影像资料、年鉴、专业志等),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场景的目的。尤其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包括辑佚、补遗、缀合)、分类、整理和翻译(主要是英文,积极利用晚清民国在华发行的部分英文报刊),强化中国近现代舞蹈史论的史料学基础。第二,在各类资料的收集上坚持开放性和灵活性的原则,即执着的追求和开放灵活的方法相结合,在下硬功夫的同时也不放弃每一个能够实现资料收集新突破的偶然机会,如选择性地翻译海外相关研究的成果,借鉴和参考某种发现和研究问题的新方法。第三,与研究对象以及资料来源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在大量采用间接的方法收集资料的同时,也积极创造条件与研究对象中的历史当事人尽可能多接触、多请教。其前提是先征得相关当事人的同意和保护好其隐私权。第四,在研究中,以史实为依据,以历史当事人的口述为参考,而不能以研究者的主观臆断或想象为研究依据。第五,信息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可以同步进行,在不断的收集中,不断地分析和比较,不断地积累证据,以为最后的分析和发表做准备。为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达到近距离沟通,在研究中还将采用艺术史研究常用的有效方法——田野考察。[4]具体包括实地考察现存的中国近现代城市重要的舞蹈演艺场所,联系和访问健在的近现代城市舞蹈活动当事人(含著名舞蹈艺术家和普通舞蹈演艺人员)等。
总 结
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体现出急遽变革时代的舞蹈文化的转型与发展,它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复杂联系,它的多维审美品质,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等诸多方面均具有较深刻的学理内涵,值得进行充分而全面的研究。研究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对于夯实中国近现代舞蹈史论的史料学基础,探索跨学科、跨文化的舞蹈学研究方法,深化对舞蹈本体和舞蹈行为的认知,推动舞蹈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促进舞蹈学学科的发展,均具有积极的意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城市舞蹈文化,不仅具有学理与学科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对探讨当代舞蹈的发展走向以及舞蹈文化如何更好地参与先进文化的建设等现实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刘青弋.中国舞蹈通史中华民国卷(上)[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17.
[2]江 东.华舞咀英——评论卷[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28.
[3]洛 秦.“海派”音乐文化中的“媚俗”与“时尚”——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歌舞厅流行音乐与爵士的社会文化意义[J].民族艺术,2009(04):60—62.
[4]董锡玖,朱 迎.舞蹈史论研究方法初探[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