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舒亚音乐创作中的中国式文化立意与表达方式

肖慧君

[摘要]作曲家许舒亚在多年来的音乐创作积淀中，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中国式表达语言，将传统文化立意及音乐元素融入到多元化的音乐作品中，体现出中西合璧的艺术美感。作曲家在主题构思、作曲技法、配器构成及音响空间设计方面均体现出独到之处，将中国音乐精神通过具象和抽象的双重方式融入创作。不仅刻画出唯美的意蕴幻境，还使中国音乐元素革故鼎新，呈现出与当代创作及欣赏审美的同步，获得了国际乐坛的关注与认可。

[关键词]许舒亚；音乐创作；中国风格；文化立意与表达方式

20世纪在整个人类音乐创作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变革意义的时代，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也形成了具有丰富性和个性的音乐语汇。直到20世纪后半叶，音乐创作的“激变”才逐渐趋于平稳。作曲家们在创作中开始更多地回溯历史，重新审视传统音乐创作的可贵之处，并使新创音乐的旋律更具欣赏审美的共性需求。以许舒亚为代表的中国作曲家，具有西方留学的履历，更有中国民族文化的情怀。不仅在创作中体现出独立的思想和美学追求，更使音乐作品被镌刻上鲜明的中国烙印。许舒亚曾追随朱践耳先生学习作曲，之后赴法国留学深造，并获得多项作曲大奖。回国后的创作视野涉及歌剧、舞剧、舞台剧、协奏曲、交响乐、室内乐等多种题材，将自己的艺术见闻与生活感受融入其中，体现出浓烈的民族化创作思维。

一、创作立意与主题中奠定的中国式格局

音乐创作是一种具有个人意识和创造力的艺术行为，作曲家的创作灵感往往来自于阅历、情感、学识，以及无法割舍的民族文化情结。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积累了无尽的文化财富，并汇集成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图腾，注入当代作曲家的灵魂。在回溯、解构、超越与转型的创作过程中，这些气韵深沉的符号历久弥新，以时代审美新貌重现于文化生活中，并在抽象的音响旋律中传承流淌。许舒亚将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敬畏之情浓缩于创作主题的意象之中，以厚积薄发之力唯美诠释出浪漫、超然、写意和略带伤感的古典文化基调。如此极富个性和文化内涵的母题择选，不仅裹挟着纯粹的文学和哲学机理，还兼有音乐艺术的博大精深。余音绕梁，令听者回味良久。

许舒亚创作语汇中的“中国式”包含着多重文化精神。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中庸儒雅之风，也有对传统音乐元素的继承与维系，更有作为当代作曲家，在感受到中国社会变迁时所迸发出的革新与超越感。从创作体裁与主题设计的结合层面来看，许舒亚音乐作品的创意萌生中都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机趣。作为对中国文化故事的回顾与承载，他曾为歌剧《太平湖的记忆》和《八月雪》作曲，在具有中国美学色彩的“悲剧意识”中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对传统音调及结构形式的还原与推广方面，他曾有过《无极》和《十面埋伏》的创作尝试，并将道家和儒家的哲学思想深植其中，形成方正稳定的起承转合，体现出张弛有度的节奏线条。中国当代作曲家的创作视野并未局限于狭隘的空间之中，也有“睁眼看世界”的广阔。交响乐《涅槃》《夕阳·水晶》、协奏曲《拉姆之魂》以及室内乐《题献Ⅱ》等作品，便是中西音乐结合的典范。其中既有复调音乐在纵向结构上的缜密丰富，也有中国主调织体在其中的穿针引线，尤其具有色彩性的中国配器元素，如点睛之笔，令中国音乐的格调气息得以深刻诠释。作为古今一体的实验性音乐创作产物，电子音乐《古道叙事》和应用十二种乐器和电子音乐创作的《拉姆之海市蜃楼》，显示出许舒亚在创作技巧和风格方面的多元性及时代感。丰硕的创作成果及独树一帜的艺术质感，使许舒亚作为当代中国作曲家的杰出代表多次站上国际舞台，荣膺数十项音乐大奖。1999年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许舒亚的名字以词条形式赫然在列，对他的介绍和评价中写道：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渐从中国戏曲和民歌中汲取音高材料，保持了他对管弦乐法和对位法的高超驾驭。

作为对传统和历史的致敬，许舒亚的创作中充满了感怀、咏叹和敬畏，丰富的知识体系和阅历，使其将多种情愫融入到作曲活动中。歌剧音乐的创作可视为其中的重要一份子。歌剧音乐本身就兼具戏剧性和艺术性的双重特征，作曲家既可以将自己的思想体验融入剧情和人物，也可以依据戏剧进程将音乐张力纵情拓展。于2004年3月6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首演的《太平湖的记忆》，是许舒亚歌剧音乐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歌剧作品，聚焦于中国文坛泰斗老舍先生之死进行构创。在许舒亚看来，老舍的死具有重要的象征概念。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文人的哀伤，这与屈原之死有着跨越时空的通感。“尚悲”情结古往今来融于中国音乐之中，悲剧化的人物往往代表了时代先锋的形象，正是一种出自于思想层面的超越，才使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一种充满力量的悲剧方式与社会进行最后的抗争。

中国古典文学与音乐母题中，借景抒情是一种主流形态。除了高山、流水、花鸟之外，季节更替所带来的景色变换时常令人为之所动。许舒亚继承了古人的文风乐风，寄情于秋色。早在1983年，他就创作了弦乐四重奏《秋夕》。在1985—1986年间，又为交响乐与合唱队创作了《秋天的幻想》《秋天的思念》《秋天的等待》。具有创造力地将人声音色与管弦乐融为一体。通过对20世纪以来，国内外音乐作品中人声应用方式的收集与观察，可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类：一者，朗诵或独白的方式与乐队旋律线条并行不悖，相互之间没有紧密的节奏关联，往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存在，表达相通的内涵；二者，人声通过多样化的歌唱形态与乐队结合，互为支撑，在短时间内形成艺术合力，拓宽交响乐的文化概念；三者，也有一些作品用人声来模仿某一乐器声部，带来新颖别致的听赏感受。许舒亚的创作围绕器乐进行主线配置，人声作为一种“画外之音”，刻画意境，调节音乐的明暗光彩。

除此之外，许舒亚的音乐创作中也具有强烈的主旋律精神，彰显着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雄浑气魄。他于2016年新近创作完成的交响组曲《海上丝路》以“骆越音诗”“东盟画卷”“丝路思路”和“启航”四个乐章相互依托，“作品对众多素材的有条不紊又充分挖掘其内涵的驾驭安排，对东方民间曲调展衍思维的运用并将延伸性旋律与对位化织体结合”[1]。在内容上紧密衔接，讲述了广西岭南文化与中南半岛及南洋各国之间的文明往来，将近两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传奇表达于音乐旋律之中。

二、音乐创作元素中流露的中国式意境

音乐文化的塑造具有国家、民族和地域的特殊性。中国音乐在数千年的积淀中与哲学、政治以及民俗文化交相辉映，值得骄傲与自豪。时移世易，如何以一种“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将其继承与弘扬，如何通过一种具有时代感的表达方式联通古今脉络，这显然是摆在当代文化精英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命题，也是无法回避的责任使命。从许舒亚的创作思维和付诸于行动的创作元素来看，中国式的绝美意境在潜移默化中被深植于流淌的音符中。

许舒亚的创作中，对曲式结构的雕琢尤为考究。犹如书写文章时的段落划分，在完整表达一段语义过后，往往话锋一转，进入新的叙述环境中。音乐创作中的曲式结构，同样可视为对旋律线索的一种精确“折叠”。音乐在层层推进中，需要有此“呼吸”。或激起千层浪，或柳暗花明。正是未知的新鲜感，会令欣赏者随作曲家一同步入幻境。以《秋天的等待》为例，开篇以一支短笛引入，随后在四支长笛和短笛的呼应对答中烘托出轻松愉悦的气氛。弦乐队如同一层薄雾，淡淡浮现于背景画面之中。第二层结构以弦乐四重奏的方式领衔，拨弦方式短促跳跃，并形成与低音长笛之间的交流。长笛的线性旋律与弦乐器组的拨弦演奏方式形成点线对置，双重色彩融为一体。第三层结构的织体厚度明显增强，弦乐队与长笛组、弦乐四重奏组之间构成纵向对位关系，点、线、面的“三位一体”将音乐推波助澜。第四层结构为全曲的高潮部分，弦乐队担当主要角色，通过宏大的音场表现浓重的秋日颜色。两个重奏组则以装饰性的角色镶嵌边缘，在厚重之中显示灵动之美。随着乐曲在速度、音层、音程跨度等方面的不断升级，使乐曲走向明亮辉煌。最后一层的尾声阶段，各个乐器组依次逐渐淡出，最终在低音提琴声部的沉吟中，全曲落下帷幕。从作品的整体运行轨迹和曲式结构的设计走向来看，并没有采用西方曲式结构的典型方式，而是呈现出“切入—融汇—聚合—分离—消散”的逻辑线条，其抑扬顿挫的明暗色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赋比兴”的习惯如出一辙，也体现出“诗乐文化”特有的厚重韵味。

在织体设计和对位方式的应用层面，许舒亚的创作同样具有中国格调。《题献》系列作品是许舒亚的得意之作，其中，《题献Ⅲ》于2012年完成，同年首演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这部作品采用了非律动性线性对位的织体形式，显示出无节拍和偶然结合的特性。作曲家尤以应用多种手法削弱线性旋律结构，将节奏节拍打散，使旋律线条拥有独特的表情色彩。比如：“声腔式非律动线性织体”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风格的重要表现。各个声部选取相同或不同的子集，在器乐特定的音域范围内通过声腔模仿的方式循环重复，无节拍的旋律结构形成声部间的偶然性对位。又如：“华彩式非律动线性织体”，通过多个声部华彩式地演奏，精准刻画力度和速度，并隐约显现出东方音乐的音响风格。作为一首纯粹的四重奏作品，通过在织体层面的构思，实现了中西音乐的结合，并注入作曲家丰富细腻的情感。

在音乐材料的梳理和组织方面，作曲家深谙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并巧妙运用音乐手法将其解构与重塑。比如：在交响组曲《海上丝路》的创作中，就融入了作曲家丰富的想象力与过人的智慧。乐曲以开门见山的方式在低音弦乐器组和定音鼓的烘托中，由单簧管吹奏出嘹亮的号角般音型。引子过后，单簧管凭借着灵动的演奏风格，加入大量倚音和七连音，体现出岭南文化的蜿蜒曲折之感。对于铜管乐器声部的运用，通过短促且带有爆发力的方式体现出短兵相接的战斗形象，以坚毅果敢的力量指代开辟海上丝路时披荆斩棘的艰苦卓绝。在“东盟画卷”一章中，作曲家以开放的视野通过小提琴的旋律线条，描绘出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音乐素材。通过大量连音音型的运用，形成三部性曲式风格，首尾贯穿，最终以中国音乐素材作为主体将其聚合，体现出东方各个国家团结友好、同舟共济的意象画面。同样，在第三乐章“丝路丝路”中，依据海上丝路在现代社会发展新观的自省与深思，作曲家写下了两段对话口吻的主题，分别由小提琴与大提琴、中提琴与大提琴之间展开。具有中国传统五声调式的音乐风格中，大提琴犹如年迈沉稳的老者，讲述着过去的阅历与经验。中提琴和小提琴则如当代青年人，拥有奋发图强的斗志。一唱一和之间不仅使结构匀称完整，还将吟诵性织体的节奏感诗意化表达。

三、配器与音响空间布局彰显当代中国式精神

中国音乐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存在方式，既在调式调性、旋律线条、节奏节拍等听觉层面呈现，也深藏于音乐文化主题之中。其中，特色化的乐器形态、音色、演奏方法，以及由其群体所构成的音响空间，显然具有标志化的属性特征。加之音乐创作理念的飞跃，也为传统乐器的改良、功能和与西洋乐器的融合方面提出了许多大胆地实践设想。以许舒亚为代表的当代作曲家，不仅将创作聚焦于音乐本体，还着力在配器和音响空间布局方面践行新理念，谋求“中西音乐一体化”的新突破，并在其中彰显当代中国音乐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创新精神。

室内乐作品《虚实》，是许舒亚1996年创作的作品。音乐主题创意来自于对普陀山天宁寺祈祷仪式气氛的感染与启发，将道教宗师老子的“虚实”哲理和佛教的“空盈”思辨学说融汇其中。“作曲家以三个主要音形成不同的音程中心与音响色彩中心，用不同的组合方式与音响布局来体现音乐中的‘虚’与‘实’”[2]。在乐器的择选方面，作曲家将曼陀铃、古琴、琵琶、竖琴、钢琴、吉他和西洋弦乐器组等，融为一体构建虚实交错的斑斓色彩。在乐器组的舞台音响位置设计方面，中心区域以打击乐为基点，左右两侧紧邻中西拨弦乐器，前方中心区域由西洋弦乐器组的完整编制占据。空间左侧摆放着古琴、曼陀铃、钢琴，右侧是琵琶、吉他和竖琴。在音响层次的铺设方面，弦乐器组以线性旋律大篇幅模仿中国乐器“笙”的音色和演奏特性。中西弹拨乐器则分为：曼陀铃加吉他、钢琴加竖琴、古筝加琵琶三个乐器组，以音响空间对称的方式形成点状音色的插入。这样的空间设计创意既体现出音场的平衡性，又通过点与面的穿插，体现出虚实交错的意境。

许舒亚的音乐创作在承继传统精神的同时，也保持着前沿性。在留学法国其间，他开始涉猎电子音乐，并将电子声学理念融入到传统器乐作品的创作之中。管弦乐曲《夕阳·水晶》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抛开其在旋律、和声、调式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不谈，单从预制的音响空间布局来看，便有着强烈的革新意识。“作品使用了管弦乐创作中少有的预制音响空间布局，并且通过声部的设计营造出空间相位的对话”[3]。作曲家将管弦乐队划分为三个编组，每个小组构成独立的小型乐队编制，高、中、低音声部齐全。在空间布局上形成纵列的三组队形，并以中间乐器组为轴心左右对称。通过作曲编创与配器、音响空间布局之间的协调对应，构成三种类型的音响形态：其一，作曲家通过打击乐器和弹拨乐器组成“点状音响”，并使用巴托克拨弦法演奏弦乐器，刻画水晶的璀璨光芒；其二，由弦乐器组通过声部音响的起伏波动，形成相互之间的交织，对密度和力度进行精准控制，构建“块状音响”的渐变效果；其三，通过弦乐组的中提琴和大提琴声部在低音区的勾勒，生动表现出无规则的音乐织体。“片状音响”在勾勒背景的抽象性时，体现出功能的丰富性和表情的多变性。

结  语

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体。以许舒亚为代表的当代作曲家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怀与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学贯中西，在音乐创作领域兼容并济，掌握了将中国传统音乐历久弥新的有力方式。在创作主题设定、作曲技法植入、配器选择和音响空间塑造等方面，均传递着浓浓的中国意境，并在新的音乐形态中将其裹挟与加持。许舒亚的创作既有基于古典音乐层面的解构，也有涉猎电子音乐等新音乐技术之后的“反哺”，在执着的探索中将中国式文化立意与表现方式鲜明呈现。未来，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沃土上，还将有更多的音乐作品诞生，“化腐朽为神奇”，将中国音乐文化推向新的高峰。

注释：

[1] 伍维曦.长风乘巨浪旧梦谱新篇———评许舒亚的交响组曲《海上丝路》[Ｊ].歌海，2016(06)：77—79.

[2] 崔世卉.许舒亚室内乐《虚实》作曲技术探究[Ｊ].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9(03)：148—154.

秦  键.许舒亚管弦乐作品中的电子声学理念———以《夕阳、水晶》为例[Ｊ].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03)：9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