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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资讯  
【博士论坛】董胜强
发布者:《当代音乐》编辑部  发布时间:2021/9/28

本篇刊载于《当代音乐》2021年第9期,最终成稿请查阅本刊。


《史记·乐书》研究现状综述

董胜强

 

[摘要]《史记·乐书》是古代音乐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历来受到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等学科研究者的重视,也呈现出丰硕的学术成果。本文以中国知网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其进行综述,厘清学界对《史记·乐书》的关注点及研究脉络,以飨读者。

[关键词]史记乐书;礼记乐记;音乐思想;音乐功能

 

《史记·乐书》是中国音乐发展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历代相关音乐研究中的乐书、音乐志都将其作为核心参考资料,即使在当代的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领域中也备受研究者关注,涌现了诸多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目前知网已发表研究《史记·乐书》的相关文献及论著成果,从文献渊源、文本校勘、思想内容、社会价值等方面给予初步梳理,以此呈现学界对其研究的视角与基本脉络,同时期望揭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史记·乐书》产生的渊源

由于文献记载残缺,学界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史记·乐书》佚存的名实之辩。《太史公自序》中有“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字数统计如此详细,可见内容应该可信。但从现存《史记·乐书》研究中,确有诸多矛盾与质疑之处,据此学者提出了“原本损毁遗失”的观点。关于此问题张大可、吉抗联、赵生群等一批早期学者做过详细的梳理[1],其中赵生群关于《乐记》亡佚篇目(其中包括《乐书》的部分)做了“十篇有录无书说、十篇草创未成说、部分亡佚说、十篇未亡说”四种归纳,最后他从版本、体例、内容三方面判定“今本《史记》虽然篇目具在,但已不是史公原作”。[2]后来有多位学者对以上四种观点进行论述,多无创新之处。

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既然《史记·乐书》非司马迁原作,那么现存的文本到底出自何人之手,原稿何时、为何遗失等问题也引起学者的讨论。于是关于文本的“残缺与补缺”问题成为学术讨论焦点。在以往学者的研究者中,大多认可《乐书》的序言与结尾是司马迁原稿,其他部分取自《礼记乐记》。即使是《序》部分由于现存文本前后矛盾也遭质疑,赵季、唐子恒依据《史记·乐书》中记载《太一天马之歌》与《西极天马之歌》同它们原发性“本事”颠倒错乱为由,否定了《乐书》为司马迁本人所著,而是后人所补。[3]后来,杨合林认为司马迁《乐书》的目的是编撰一部“乐”的兴衰史,这与现存文本有明显的差距,认为增补者依据了司马迁撰著《乐书》的草稿或使用过的原始资料。[4]也因此宋艳丽在其硕士论文将“部分亡佚说”改为“书亡序存说”,进而对“书亡序存”的史实与可能进行论述,进而将原因归为“削书、删书、畏祸毁书”并进行阐释,认定《乐书》在司马迁死后到汉元帝、汉成帝之间亡缺,后可能由汉哀帝时期的一名儒生增补。[5]当然也有学者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乐书》是整体性遗失,即使是序文也为后人增补。[6]

既然《史记·乐书》是后人增补,这就涉及《史记·乐书》与《礼记乐记》等文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前人研究的成果来看也是大多认为《乐书》源于《乐记》,无非前后顺序及个别字句存在误差,但从近年研究成果来看,对此应该持谨慎的态度。杨合林通过两篇古文献的校对,发现二者有180多处差异,大多都是文字书写的不同,在词义并无太大出去。[7]而这些文字用法,结合上古至战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恰恰突出了《乐书》体例风格与《史记》其他部分的一致性。[8]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研究视角的存在,刘立云认为《史记·乐书》在总结先秦音乐思想的基础上过分“强调了‘乐’服从于‘礼’的原则,忽略了‘乐’最具意义的独立性与创造性”,这与《礼记乐记》中注重较为单纯的音乐思想阐述的做法有一定差别。[9]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今存《乐书》简单摘录于《乐记》,它们的差异应视为同一家音乐思想的不同传述。

 

二、《史记·乐书》文本的校勘

《史记》传世的版本众多,流传情况也非常复杂,其中的内容如前文所述应该经过多次增补改动,且矛盾之处较多,从广义上来讲也可将其看作《史记·乐书》的校勘工作。但此处梳理的则是一种狭义的校勘活动,仅指中华书局出版的《乐书》内容的校勘。余作胜依据“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清递修明万历二十四年南京国子监刻本、同治五年至九年金陵书局本”对张元济辑印的百袖本《史记·乐书》进行校勘,指出15处的文字错误与混淆。[10]在此基础之上,又参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珑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墅刻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蒙古中统二年段子成刻明修本、清递修明万历二十四年南京国子监刻本、明崇祯十四年毛氏汲古阁刻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刊《史记索隐》本等对中华书局顾领刚先生领衔点校的《史记》进行校勘,指出“当改未改者、张文虎《札记》成果吸收不充分者、改动底本但未标校改符号者、排印致误者”四个方面37处错误。[11]另外,余作胜还另起一文对标点符号进行校勘。[12]总之通过对现行《史记·乐书》版本的校勘,使学界对字体书写、印刷失误等问题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文本更加接近历史原貌,以至于我们更加充分了解先秦至汉代的音乐思想。

 

三、《史记·乐书》内容揭示的思想

司马迁《史记·乐书》不仅系统介绍音乐的范畴界定、音乐发生的本源与本质等音乐理论,同时它还对先秦至汉代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深层阐释,它以《诗经》《孟子》《左传》《乐记》等原始资料为依托,以历史中的人物、事件为核心,揭示音乐与自然、音乐与人、音乐与神的内在联系,阐述礼乐的深层隐喻。

(一)音乐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历来就是人们关注焦点,最初由于人们对自然现象无法解释,臆想各种活动(包括音乐)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与世界万物协和共生。李科平以“声-音-乐”产生的过程结合《魏文侯》《乐化》两篇中的音乐事项,将《乐书》中的“乐”定位包含舞蹈因素的“乐曲”;他认为“乐”除了表达感情、感染他人,还可以呈现天地万物自然和谐的变化规律;因“乐”至心生、天人合一。故而“和谐”不单指“乐”自身和谐,更指人内心和谐、大千万物之间乃至天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同时他还认为《乐书》中“和乐”能使人伦关系清晰、性情平和,“和乐”推行能使人心归向仁义之道。使宇宙万物有序发展。[13]类似的观点还出现在蔡忠德《‹史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吴象枢《‹史记›“八书”阐述宇宙发生》、周剑《史记中的音乐思想解读》等文论中。[14]

(二)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复杂,其中涵盖了人伦政体、道德教化等多方面。《乐书》所要求的天地万物和谐,重要的方面集中在人类社会关系的处理上。因此,在《乐书》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多将视角聚焦此处,其中杨冬菊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她认为《乐书》反映社会政治安定是音乐兴盛的一个前提,反之音乐在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中是至关重要的。在安邦治国中应加强音乐对民众教化,将音乐作为评定德行的一种标准,以不同阶级的“音乐”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最后杨冬菊肯定司马迁从哲学的角度把音乐与自然、社会、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说明音乐是自然界万物和谐发展、繁衍生息的表现,音乐是人内心有感于外物的反映,这在人全面发展教育中有着重要且积极的作用。[15]聂影则从“乐”与“礼”的关系看待儒家音乐思想,他认为《乐书》将“礼乐并举”“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为核心,反映中正平和的思想。同时他解析了音乐中五音与君臣的关系,五音不乱则社会关系稳定,从而强调乐的教化作用。[16]王衡在对《乐记》进行解读时不仅关注“礼”与“乐”的关系,同时更加强调“乐”的原则,揭示《乐书》中以“礼”做“乐”的思想;同时也暴露了“乐”只注重他律性,而忽视了自律性、创造性原则,因此要全面看待《乐书》。[17]与此相同还有蔡忠德等人的美学思想。

(三)音乐与天神的关系

从《乐书》的记述可知,古人作乐的目的一是歌颂祖先开疆扩土的丰功伟绩,二是祭祀天地、山川,酬谢上苍的赐予,因此音乐与天地鬼神有着密切的联系。《乐书》中记述“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18]因此,吴象枢认为司马迁的“乐”可以调理人的内心,对人造成影响,同时也作用于天地万物,与宇宙和谐相处。[19]由于人们对宇宙认识的阈限,人与天地的关系往往彰显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古人常把音乐作为人与神沟通的语言,在酬谢天地神灵之时又心存畏忌。司马迁将人的道德与阴阳五行对应,从而确立了圣人作乐所体现的天人关系及其乐论“遵从天理”的思想。王维从《史记·乐书》中探究了人性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以历史的视角审视司马迁对“神灵的敬畏以及作为一代史家承载上天使命的信心”,高度肯定了他的道德涵养,在艰难困境中用生命诠释自己的礼乐思想。[20]

 

四、《史记·乐书》彰显的社会价值

从《乐书》所论述的音乐思想来看,无论是人与人、人与神、人与宇宙,甚至人与自我之间,都折射出深奥的哲理性。这种哲理性表现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才会出现音乐与自然、宇宙和谐并存,音乐与“礼”相辅相成,音乐与政治的相因相生等纷繁复杂的问题。当然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也彰显了《史记·乐书》的社会价值与功能。从过往的研究视角来看,此方面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首先,《乐书》思想体现的教化功能。宋艳丽在其硕士论文将《乐书》中的“乐”定位为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她认为《乐书》中只有“乐”才能作为“君子”的评判标准,“乐”也可以使人向善、陶冶情操,所以《乐书》中说“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21]同时音乐在移风易俗中可教化万民,通过“知音”而体察民情,也可以通过音乐了解国家的政治状况,达到“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的效果。[22]其次,《乐书》思想体现的美育功能。王艺锦硕士论文也论述了《乐书》中“乐”的道德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但是她的落脚点是美育思想,而且这种美育观影响着当代音乐教育“立德树人”任务和“培根铸魂”目标。[23]最后,《乐书》思想体现的评鉴功能。李波认为《乐书》体现司马迁坚持儒家音乐思想、以史为鉴的原则,处处流露出他对音乐发展史、人物音乐活动、雅正之声等内容进行批评,从而在正史中树立音乐批评的典范,为后世音乐批评摆脱经学奠定基础。[24]

 

 

从知网《史记·乐书》相关研究来看,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在逐渐扩大,已经从内容的校勘、质疑扩展到其中蕴含的音乐美学思想及音乐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重复性、雷同性及文献解读不够深入的现象。纵观过往的研究成果,对《乐书》思想、功能的研究占据多数,而且多集中在史学的视角下。因此,在国家提出“新文科”的时代背景下,对《乐书》的解读应该有一个更加宽泛的视域,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等多个方面去重新审视它,使多个学科交叉融合,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在特定背景下《乐书》的时代内涵。

 

注释:

[1]详见:张大可的《<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吉联抗.《<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及其他》;赵生群.《<史记>亡缺与续补考》。

[2]赵生群.《史记》亡缺与续补考[J].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2):15—23,14.

[3]详见:赵季的《<史记乐书>错简发覆举隅》;唐子恒的《<史记乐书>中的一处矛盾——<两汉全书>整理札记之二》。

[4]杨合林.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75—79.

[5]宋艳丽.《史记·乐书》研究[D].山东大学,2014.

[6]张黎黎.简析《史记》“八书”残缺与补缺问题[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08):100—101.

[7]杨合林.《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对读记[J].文学遗产,2011(01):123—125.

[8]同[4].

[9]刘立云.《乐书》和《乐记》比较研究意义刍议[J].音乐探索,2015(02):65—68.

[10]余作胜.百衲本《史记·乐书》校补[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60—162.

[11]余作胜.《史记·乐书》校勘商榷[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05):76—78.

[12]余作胜.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乐书》标点商榷[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5—6,29.

[13]李科平.浅析《史记·乐书》的乐论思想[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13):89—93.

[14]详见:蔡仲德《<史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吴象枢《<史记>“八书”阐述宇宙发生》周剑《史记中的音乐思想解读》。

[15]杨冬菊.司马迁《史记·乐书》音乐思想解读[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02):47—50.

[16]聂影.《史记》的乐学思想[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06):97—98.

[17]王衡.《史记·乐书》礼乐论浅析[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17):70—75.

[18]司马迁.史记第1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19]吴象枢.《史记》“八书”阐述宇宙发生[J].运城高专学报,2000(01):41—43.

[20]王维.乐不可妄兴也——《史记·乐书》中的乐论思想探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0(03):72—76.

[21]同[18].

[22]同[5].

[23]王艺锦.《史记·乐书》美育观的当代价值[D].北京舞蹈学院,2020.

[24]李波.司马迁音乐批评思想初探[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23):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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