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白雪 和者日众——指挥家郑小瑛的音乐使命
周 楫
[摘 要]每当人们的精神力量有所增长，艺术的力量就随之而增强。指挥——为达到崇高目的而服务于音乐的“仆人”，定要肩负与生俱来的使命，成为连接音乐与人民的纽带。交响乐——一切伟大灵魂之精髓所在，照耀着人类文明。作为舶来品的指挥，在中国的发展由举步维艰到如今的守得云开见月明。郑小瑛——中国第一位传奇女指挥家，动荡年代，为追求心中艺术理想走上指挥道路；30岁留学苏联，成为第一位在国外排演歌剧的中国指挥家；留苏归国，凭一己的余热融化中国交响乐市场的寒冰；70岁不忌重病只身南下，创办中国第一支地方性民办交响乐团，并引领之走向世界；已过鲐背之年的她，至今仍活跃于指挥台上。毕生挚爱之心始终归附于音乐，只为心中那份“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关键词]郑小瑛；指挥家；交响乐
一、北京的春风
2021年4月16日，北京的夜晚乍暖还寒，干燥的空气中依旧存留着一丝冬天的痕迹，春风裏着凉意从东而西，漫过滚滚喧器的长安街。天安门与人民大会堂旁略显暗淡的国家大剧院，犹如一颗晶莹的“巨蛋”静谧地屹立在微动涟漪的水波之上。在一间隐蔽的休息室里，一位气质优雅、目光矍铄的女士把自己关在房门内，抱着一份早已砥志研思过21年的总谱，仔细研读着，这是已过92岁高龄的传奇指挥家郑小瑛。休息片刻后，她将亲自执棒统率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中上演交响诗——《土楼回响》的第76场演出，这是一部创下上演场次最高记录的中国大型交响乐作品。
近2000座次的音乐厅呈爆满状态。身材高挑的郑小瑛盘着精致的发髻，身着一套干练黑西装，手执指挥棒走上舞台，霎时，全体观众予以热烈而敬意的掌声。60多名乐手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等候这位将帅发号施令。一如初见，每一个乐章前郑小瑛都会为观众做一段经自己字斟句酌、亲自撰写的讲解：“这个乐章一开始我们听到第一支长笛轻轻奏出客家风味的摇篮曲，然后第二支长笛在另外一个高度上呼应模仿，这段长笛的二重奏表现了母子的遥相呼应。然后我们可以听到一支英国管委婉地重复着摇篮曲的主题。随后低音单簧管像老人在念叨着当年移民的艰难险阻……”
这场音乐会在意料之内的成功中圆满。谢幕时，观众席传来一声质朴的“郑老师，我爱您”。如果我们把时间定格在这一刻，环绕在这位老者身上的所有传奇光环仿佛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遥不可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指挥家、第一位应邀在国外排演歌剧的中国指挥家、爱乐女乐团的音乐总监和创办人之一、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原系主任、中央歌剧院乐团原首席指挥……”这些令人尊其瞻视的头衔汇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作为指挥家的郑小瑛来说，她不过是一条连接音乐与人民的纽带而已。谈及自身与音乐的关系时，郑小瑛说道：“音乐家很容易清高，因为他（她）有特殊的才能，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音乐家。而这种特殊的才能容易变成他个人的财富，就是说，他的名，他的利，他的满足，在于他是唯一的。有的人甚至不求名利，只求享受，音乐就是他的人生。”
受大背景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交响乐市场氛围较之国外，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身为指挥的郑小瑛一生都在致力于推动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而“客家女”则是她身份的另一面，对客家文化有浓厚情感的她一直想为家乡做些事。于是，在这两种使命的交织推动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之下，郑小瑛同作曲家刘湲一拍即合，创作出了一部以客家历史文化为题材的交响乐作品——《土楼回响》。21年来，郑小瑛不遗余力地推广这部刻着中华民族烙印的交响乐作品，在全球12个国家演出75场，创下了中国大型交响乐上演场次的最高纪录。[1]
二、金字塔尖的凤毛麟角
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时代是属于作曲家的，那么20世纪以后的时代则是被指挥家所统领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多数人会把指挥的工作视为畏途。在西方音乐发展的历程中，女性本就是“局外人”般的存在。更何况指挥必须是一位能够把权威掌握在个人手中的强大攻势者，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诸多传统的历史观点来看，女指挥的存在并不在常规的认知范围内。长久以来，指挥是被男性所占领、统治的领地。近年来，因性别而引发的“口水大战”更是在圈内层出不穷。著名的俄罗斯指挥家瓦西里彼得连科（Vasily Petrenko）曾在一次公开采访中声称：“一位美女站在指挥台上，乐队成员脑子里想的就不是音乐了”。这样的言论放在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会让人觉得不知今宵是何年。而彼得连科的辩解更是火上浇油：“一个男指挥站在面前，乐队的反应会更好。女人有了家庭以后，就很难做到当乐队指挥所需要的专注。”
郑小瑛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指挥，这在那个男性统治古典音乐圈的时代，放在全世界的范围上来看，也是一件世所罕见的事。在郑小瑛看来，指挥须是能驾驭这艘艺术大舟的有志者，对个人的事情太看重、放不下的人，最好不要当指挥。而且指挥各方面的能力要比所领导的乐手们强大。即使在情感尝试达到巅峰的时刻，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2]90年代，郑小瑛在哈佛大学讲学，美国记者问她是如何战胜那些男性站到指挥台上去的，郑小瑛回答：“在我成长的年代，至少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我没有遭遇性别歧视。”
三、音乐道路上的“幸运者”
1929年，中国还处于一个动荡年代，郑小瑛生于一个物质、精神都极为优渥的书香门第，祖辈是数百年前为躲避战乱而迁入闽西的客家人。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给予了郑小瑛成长历程中诸多不可或缺的完美教育。6岁起母亲便培养她的音乐素养，让她学习钢琴，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大放异彩地演奏了肖邦的圆舞曲。“家庭给予我童年比较全面的教育。母亲从未跟我讲过三从四德，父亲一直接受和强调的理念也是人要有强健体魄、要有音乐舞蹈的素养。我中学时能参加唱诗班，能弹钢琴。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但即使郑小瑛有着非同寻常的音乐天赋，父母却并不支持她从事这个在当时看来并不正经的音乐行业，而是希望她在设定好的完美人生中成长为一名有教养的知识女性。于是，郑小瑛遵从父母的意愿考上了全国最负盛名的北京协和医院。然而，不知是潜意识里对音乐的蠢蠢欲动在“操控”着郑小瑛，还是命运本就如此安排，进协和医院工作前，郑小瑛照规定去了南京的金陵女大读预科，也就是在那里她接触到了一些进步思想，从解放区传来的民歌和苏联歌曲使她魔怔似的被钉在音乐的齿轮上。亨德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的奏鸣曲……那些融入在人类文明中的永恒信念激发出了郑小瑛身体里的“叛逆细胞”，她这才知道，原来在她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片天地。1948年的一个夜晚，郑小瑛第三次尝试瞒着父母离家出走，终于成功赶赴到了解放区，进入文艺训练班。由于出色的音乐才能以及较好的领导能力，她便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歌唱队里打拍子的指挥，郑小瑛的指挥生涯从此拉开序幕。[3]
1952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卓尔不凡的音乐才能以及在文工团里的积极表现，使得郑小瑛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行更为专业化的学习。在上天又一次“眷顾”的契机之下，作为优等生的郑小瑛被推举参加了前苏联合唱指挥家杜马舍夫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合唱指挥班，她的读谱能力和敏锐的听觉使杜马舍夫对这位中国小女孩惊叹不已。1956年，在指挥班里接受了一年专业指挥学习的郑小瑛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刚创立的指挥系任教。
四、莫斯科的雪
如果说，在合指挥班的学习经历把郑小瑛带领到了一个与世界接轨的专业化指挥的轨道上，使她成为一名有能力的指挥者，那么，使得她成为一名真正的出色指挥家则是源于后来在苏联的留学经历。1960年，郑小瑛被中央音乐学院公派到苏联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著名指挥家——尼阿诺索夫，以及泰斗级指挥大师——格纳迪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学习歌剧与交响乐指挥。在莫斯科留学期间的郑小瑛接触到了伟大的西方交响乐作品，她毫无抗拒力地被这些人类文明之巅的光芒所捕获，产生了无尽的、不可名状的信念——她决心要投身于这份伟大的创造之中。思之如狂的她每天起早贪黑地在总谱中进行精神的探寻，几乎每个夜晚都泡在莫斯科各种数不胜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里。惜才的阿诺索夫不留余力地为学生创造登上舞台的机会，郑小瑛在国外独立执棒的第一次音乐会便与传奇小提琴家伊戈尔奥伊斯特拉赫在克里姆林宫剧院里合作了柴可夫斯基的《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上天是公平的，掉下的“彩蛋”总是能正巧砸中有准备之人。1962年，郑小瑛认识了莫斯科国立歌剧院的资深指挥家——伊·波·巴因，并跟随他进行歌剧指挥的学习。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中国留学生并不能得到友好的待遇。但在指挥方面的出色能力，使得郑小瑛无关国籍、无关性别地得到导师的青睐。同年，她在莫斯科国立歌剧院里成功排演了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那晚，公演结束后的指挥休息室里布满了莫斯科十月份价值不菲的鲜花。郑小瑛在莫斯科成功执棒歌剧《托斯卡》的意义不仅之于中国是里程碑式的重要刻度，这更是一个足以让世界古典音乐圈为之哗然的事件。
五、用热情融化寒冰
莫斯科的冬日是铺盖着的白雪和琥珀色泽的阳光，1963年的冬季，郑小瑛结束了在这片浪漫与革命交织的国度的指挥学习生涯。她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想要把她在国外所如获至宝般接触到的伟大西方作品带给中国，让中国人民能够窥探到人类精神文明的“珠穆朗玛峰”之一隅。1978年，正值国内“百花齐放”的大好时机，郑小瑛应邀重建“废墟”之上的中央歌剧院乐团。对于沉寂十年之久的乐团来说，各类工作中的任务都只能积压在指挥一个人的肩上，小到教乐手如何看懂拍子、认识乐谱上的音乐术语，大到如何把握时机带领乐团排演出适时的音乐会，这些重担都堆积在郑小瑛一个人的身上。郑小瑛希望中国大众能够接触到伟大的西方歌剧作品，1979年歌剧院决定复排并在全国首演欧洲经典歌剧——《茶花女》。然而也正是这场演出，给对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予以无限期望的郑小瑛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打击。
《茶花女》的首演选在北京五道口工人俱乐部。歌剧的序曲是一个悲剧的主题，乐队以极为缥缈的音响来刻画茶花女凄婉而虚弱的人物形象。很快，下面听惯了锣鼓齐鸣的观众开始坐不住骚动了起来，闹哄哄地嗑起了瓜子唠起家常。更有甚者，甚至趴到乐池边上说∶“这是什么戏？怎么一个劲儿地响，也不说话。诶！你们看，这儿还有人打拍子呢，怨不得这么齐。”这场观众与乐团相互折磨的歌剧首演在一片嘈杂声中结束。观众散去，指挥完两个多小时歌剧的郑小瑛哪儿也没去，她坐在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中，抱着《茶花女》的总谱翻来覆去看了一个小时，却一个音符也没看进去。歌剧首演失败后，郑小瑛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入世”的指挥家，在对国内交响音乐事业发展担忧的同时，她告诫自己∶“不要抱怨，赶快行动。”只要是郑小瑛认准的事，践行行动主义准则的她就一定会去做。此后，每场音乐会演出前，郑小瑛都会亲手写一张纸条贴在剧院的门口，邀请观众来参加音乐会前20分钟的作品导赏。[4]有时她担心没人来，就拿着喇叭在剧院们口吆喝。逐渐，被郑小瑛的交响乐普及讲座吸引而来的人数由最初的二三十人变成了上百人，其中有白发老者、有刚下班提着公文包匆匆赶来的中年人。更多的还有怀揣着求知欲闻讯而来的年轻人，带着砖头大小的录音机把闻所未闻的知识收录回去。
时至今日，郑小瑛依旧坚持在每一场演出前为观众进行作品导赏。然而，圈内人士们并不赞同郑小瑛的这些行为，因为这些本就不是一名指挥工作中的分内之事。在他们看来，郑小瑛所做的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的确，指挥只用对作品、对乐团负责，应该站在舞台上被聚光灯环绕、被鲜花和掌声淹没。在西方国家，一些杰出的指挥家甚至会经由助理指挥把乐团排练好后，再由他们站上舞台进行音乐会的演出。但面对不容乐观的中国交响乐市场，郑小瑛没有选择既来之则安之，更没有被同化在糟糕的大环境中。莫斯科的大雪“燃起”了她决心投身于伟大事业的信念，她毫不吝惜地愿意凭借一己之力的余热来融化冰封的中国交响乐事业。郑小瑛时刻都保持着多年前在莫斯科的音乐厅里第一次接触到那些伟大作品时的虔诚之心，时刻都能念及起那些研读一份份总谱时触及到伟大灵魂的时刻。
六、鼓浪屿的海风
郑小瑛的晚年是在厦门的海风与鼓浪琴声中度过的。“晚年”一词放在寻常人的身上好像有一丝“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意思。但对于一名指挥来说，人生中这个阶段的职业生涯才真正开始成熟。1997年郑小瑛被确诊身患直肠癌，一切可以慢慢做的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急迫。在事业面前，郑小瑛好似也毫不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她总是笑言，人生那么短，哪能顾及到这么多，倒不如拓宽一下人生的宽度。她认为自己这一生最好的结束是倒在指挥台上。经历半年的化疗和病痛折磨后，郑小瑛的病情才得以好转。同年，中国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向厦门政协举荐郑小瑛，邀请她为厦门创立一支具有专业水准的交响乐团。那时，全中国范围内还没有地方交响乐团的存在。1998年，刚下病床的郑小瑛便急不可耐地追赶着时间，只身南下，在人生地不熟的厦门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民办的地方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当时，国内的交响乐团所看重的不是专业技能，而是靠论资排辈来进行乐团的管理。这在郑小瑛看来，乐团演奏员进行固定的职称评定是一件极其不合理之事，这放在世界乐坛上更是匪夷所思。受国外交响乐团高效的管理制度影响的郑小瑛，多年来一心想要改善中国乐团的现状。“因为我深受其害，我作为一名指挥，在排练作品的时候经常这个不来那个不来。所以本来三个排练就能解决的事，五个排练也解决不了。乐团完全没有能够凝聚到一起去创造音乐的那种氛围，只有互相抱怨的空气。”乐团成立之初，诸多困难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在郑小瑛身上。厦门市从未有过交响乐文化底蕴，乐团里甚至没有懂行的行政管理者。于是，郑小瑛的身份不仅是音乐总监和指挥，在人事和乐团的管理上她更是事必亲躬，甚至连演出场地如何布置都必须得由她亲自去设计。由于是一支民办乐团，乐团的经费支持大多只能来源于一些民营企业的赞助，而官方并不愿意花钱去养一支对地方经济发展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交响乐团。官方的态度激起了郑小瑛身为艺术家的脾性，气急败坏之下她甚至想一走了之。但转念又想，她要是走了，这些人不就更是永远都不会明白了吗。于是，作为乐团音乐总监的郑小瑛不得不四处奔走，为乐手们争取微薄的工资和演出经费。有一次，郑小瑛正在指挥，突然被人拍了拍肩膀，道∶“郑老师，该交房租了。”那时的中国文化市场，被香港流行音乐风暴席卷，古典音乐市场进入了寒冬。厦门爱乐的每场演出只能卖出十几张票，运气不佳之际甚至会遇上一场演出倒赔一两万元的窘迫局面。[5]喜欢凝望大海的郑小瑛，面对每日的潮起潮落依旧在坚持心中的信念。在郑小瑛的领导下，厦门爱乐乐团践行着与国外交响乐团相同的管理制度和作品排练量，每天排练5小时，每周排练一部大型交响作品向厦门市民推广。数年来，她带领着这支出色的乐团走遍中国，甚至走到世界的舞台上，在柏林爱乐大厅演出。就像从小父母以最完美的教育方式让郑小瑛成长一样，郑小瑛也在用着最完美的方式让厦门爱乐乐团成长。
七、“漂泊者”的使命
作为中国最资深、最有经验的指挥教授之一，郑小瑛不仅活跃在舞台上，舞台之下的她更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批杰出的指挥人才。她总是以最为严厉的专业定位来要求学生，甚至收女学生也会有一套自己严格的标准。学生们上课时都会紧张不已，因为郑小瑛会用近乎苛刻的语言去要求他们专业上的进步∶“你要时刻记住你是一名指挥！这是一项带有使命感的职业！你为什么会犯如此不可原谅的错误？”“哭了？不许哭！”但有时，她会在学生执棒的音乐会开始前亲自为学生冲一杯咖啡，会像当时惜才的导师对待她一样，为自己的学生争取走上舞台的机会。她也会与学生毫无距离感地促膝长谈，试图把自己几十年来在交响乐事业上“摸爬滚打”的经验传授给学生。
许是6岁时，第一次爬上钢琴凳，手指头所触动琴键时那一声琴弦的回响；许是大学时，第一次在广播中听到来自异国的旋律；许是在解放区，第一次感受到艺术之于人民的重要性。也许郑小瑛自己也道不清究竟何时起，音乐的须根已经顽强地扎在她内心的那片泥土里了。由北到南、从北京到莫斯科音乐使这位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的漂泊者永远都可以找到内心的归宿。她常说∶“在伟大的艺术面前，你要永远诚惶诚恐，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永远有可以攀登的高峰。”夜晚、大雪、沿街的灯光、鹅卵石小道上嘀嗒而过的马车声……莫斯科的冬日依旧是无法用理智去感受的。也许你会在一尊柴可夫斯基的雕像下遇见一位抱着总谱在此沉思的女士。
注释：
[1]田婉婷.91岁“硬核”老奶奶郑小瑛再登台[Ｎ].北京青年报，2021－04－19.
[2]郑小瑛.激情基于理性表演体现学识——谈青年指挥应具备的素质[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01）：49—53.
[3]吴 菲.我没有遭遇性别歧视[Ｎ].北京青年报，200021－03－09.
[4]郭大誌.郑小瑛：不老乐魂的交响人生[Ｎ].文汇报，2020－08－03.
[5]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ｐａ－ｃｌａｓｓｉｃ.ｃｏｍ/2013/07/05/ＶＩＤＥ137301804224￣4986.ｓｈｔｍｌ.
本篇刊载于《当代音乐》2021年第12期。最终成稿请查阅本刊。
